《幼医与幼蒙》:传统中国家庭如何处理儿童健康问题?

2020-06-10

一般家庭处理儿童健康问题的方式
一、自疗

传统社会中一般家庭的儿童若发生健康上的问题,并不一定会立即寻医求治,而常设法自己照顾求癒。这是因为一则当时医生的分布并不普遍,许多乡村及山间,「山僻乏医」。附近并没有医生或医疗设备方便民众求诊。另一方面,当时一般人并没有病即求医的习惯,遇到儿童罹病,常就家中已知疗养方式,或求教附近乡人朋友之建议与调养。因而过去传记中描述儿童如何度过疾病难关,常归于家人辛勤调养之功。孙星衍九岁出痘,据载即赖其祖母及母亲「抱持不眠者两旬始愈」。吴荣光少时「得热疾几殆」,亦因其母「日夕调护得瘥」。李根源少年时,「尝患腹泻,精神萎顿」,得其「三母刘太夫人调护数月始痊」。

因为一般家庭求医不易,遇疾常以自疗,儿童有病,常就家中长者之医疗常识应付之。黎培敬幼时体弱多病,三岁左右时仍常反胃吐乳,祖父甚为之忧,家人亦如其指示,「用药尝加厚朴少许」。王闿运(1832-1916)六岁时,患病危笃,及愈,体羸弱,足不能过门限,「其曾祖母乃保抱扶持,日以白朮饵之,病始有瘳。」 家中老人所累积的经验和常识,常成为儿童保健之药方或指导原则。

这种自疗的情况,不独对儿童为然,实为当时民众对照料自己健康的一种相当普遍的态度。陈寅恪曾记他十岁居南昌时所识一陈姓佣妇,说她「终日不饮茶水,若有疾,则饮茶,一瓯而愈」。

既赖自疗,当时若逢友朋来访,或旁人建议,常亦欣然接受。章乃器(1897-1977)自幼体弱常病,十四岁时,一次在餐桌上晕过去,适有「叶叔珪老伯在座,诊脉,说是虚证」。伍受真(1901-1987)少年时曾得「脑漏症」,或谓「以木笔花代茶可愈,服半月许果瘳」。在此习俗之下,民间流传的各种偏方和流走江湖的「铃医」,均可援以应付日常健康问题,虽士大夫家庭亦然。杨步伟述及自己六岁那年,五六月里,「左眼中间长了一块白东西,越长越大,不久右眼也有,不到三个月,全不能看见,只周围看见点亮光」。有人传来一个方子,嘱「用象牙磨点蜜点眼睛,又吃一种叫珍珠草白炖猪肝,还得躲在门后吃」。其间亲友对此疾之来由纷云不一,又有一天,看门的老蔡告诉她的母亲说,「大行官地方有一个山东人摆摊子的,标明专治眼睛和卖膏药」,家人也就依言将步伟带去,叫那个山东人看,「他就给太阳穴内打两针,出了两小酒杯血」,再给了一包草药沖水吃,据言半个月后居然就渐渐好了。这种就便求治买药的情况,显然并非偶见。陈寅恪说他曾祖母一日与他闲话旧事时告诉他,过去曾患咳嗽,「适门外有以人参求售者,购服之,即愈。」虽然他祖父后来说所购得的可能是荠苨而非人参,然则其所反映的民间对疾病自行处理的态度则十分清楚。

因为惯于自疗,所以地方上常流传着一些应付儿童健康问题的方法,不求背后医理,只要能够灵验。刘健群(1902-1972)即谓在产鸦片的贵州地区,一般家庭均知,「泸烟上的草纸,倒是有一最大的用途。即无管是幼童和婴儿,凡是肚痛下痢,只要将泸烟纸包在肚上,不到一时三刻,立刻痊愈,其效如神。」有此类经验为据,当时人家遇事不请医生,一概自理。

蒋君章记其祖母吸烟,逢父亲幼时啼哭,「喷以烟雾则止」。但是如此自己随意处理,当然也容易发生意外。李季自言「六、七岁时,一日肚痛大作」,父亲即将他所吃的鸦片烟泡一小个给他吞服,以为可以止痛。「不意烟泡分量过重,烟性太烈」,竟使他昏迷不省人事,至一日一夜之久。

二、求医

传统中国社会民众求医行为并不普遍,有时要视当时家中景况及机缘而定。骆秉章(1793-1867)六岁那年「三月,出天花,几至不测」,原先家长似无求医之行动,「后得郑端州姻伯到省,请曾华麟先生用补药,始得保全。」是因适逢有亲戚有事要到省城,乃央请他代替病儿向人间接求医,当时他们求助的人,不一定是专业医生,或许只是地方上较懂医药的读书人。

这种求医型态,原因很多,与当时医疗人员分布之不普遍,一般民众对疾病及求医的观念,都有关係。还有一层原因,是当时所谓医者,其专业知识及技术程度,有的与一般流传民间的偏方或民俗信仰疗法,似无二致。张崟三岁时,地方上「痘疫大行,街号巷哭者相继。」崟亦患之,「颗粒曾累,体无完肤」,待家中请来医者,「医师谓是痘将内陷,恐不可治,姑卧之地,藉土气以御燥火可耳。」家人遂依言将奄奄一息的幼儿卧置地面七天七夜,并哺以米汁药液,后乃渐有生意。病儿虽愈,而医者所建议的卧高烧发痘之幼儿于地,可能确有藉地面降低其体温之作用,而于病情有助。然其医疗行为表面看来,少有专业化色彩,或者亦降低了民众心目中求医与依传言偏方自疗的差别。齐璜(1863-1957)出生后,「身体很弱,时常闹病,乡间的大夫说是不能动荤腥油腻,这样不能吃,那样不能吃,能吃的东西就很少了。」 医者对病儿的建议,亦仅止于忌口,与一般常识无二,这类状况,或者减少了民众求医的动机。

因而家人逢儿童罹病,即使向外求援,其求助的对象,僧卜丐巫,各种民俗疗者皆有。这些人兼行若干治病疗伤的活动,并非现代所谓的专业医疗人员,而在传统社会的医疗活动中扮演着不可忽视之角色。陈璧(1852- 1928)五岁时,「受火烫伤,病几殆」,是靠「有丐者示以方药,匝月而愈」。李宗侗记幼时「叔陶弟忽患抽疯,眼睛已经翻上去」,急得他在旁边床上大哭,家人亦不知所措。适「有人介绍薛小刀的灵药。他的舖子在北京杨梅竹斜街,正名雅观斋,祖传秘方,买来一试,果然有效,不久遂愈。」

旧时中国民众求医型态的另一特色,是医卜并用,即使对医者,亦众医杂取,杂方皆用,只要有效,兼容并蓄,毫无从一而终的观念。此多元医疗文化的特色,逮清季西医进入中国沿海市镇后,尤为明显。孔祥熙(1880-1967)十岁那年秋天,患痄腮,先是「请了几位中医吃药敷治,一概无效,随即成疮溃烂,继续蔓延」。其父焦急独子生命攸关,乃决定送他到基督教开设的仁术医院,接受治疗,祥熙及家人先虽心存疑惧,最后仍同意住院医治,一星期后乃完全平复。郭沫若十六岁时,据言中秋后得了肠伤寒,头痛、下痢、咳嗽,且时时流鼻血,疲倦而无食慾。第二天在家里先吃了「儒医朱相臣先生的一服大热药」,病情反而变重。第四天乃致请「太平市的赵医生诊治,服了他的凉药,病情转轻,逐渐好转」。
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即使是同一个家庭,其求医行为亦无定轨,在不同的孩童遭遇不同的健康问题时,寻求各种各类的解决办法。杨步伟自述幼时种痘,依母亲主张是用传统吹鼻苗的办法插苗的。六岁时得眼疾,先后用旁人传来的偏方和门房介绍的摆摊药贩对付。待后来家中别的孩子得了疑似腥红热的传染病,又决定送西式贵格医院求诊。

三、祝祷与医祷并行

在一个多元的医疗文化下,近世中国民众罹病不以求医为唯一的解决途径,加上当时人对疾病本身发生的原因,有其特殊的认定,所以在所见的有关儿童健康的资料中,常见家人以祝祷的方式,祈求解除儿童的病痛。沈兆霖六岁时患有痰疾,常因发厥而踣跌倒地,其母「黄太夫人百计祈祷,心力交瘁」。家中长辈如此做,是因为他们视幼儿之疾苦,一如人生中之死生、灾阨、祸福,认为与天意之违逆有关。所以文祥生时,「舌黑、火盛」,其祖母为之忧,乃将之「寄名于瀋阳小西关外关帝庙」,意在祈其福祐。平日有病痛,固亦延医服药,但终不忘以祝祷为事。文祥三岁时出天花,表面上一切顺利,据谓乃背后祖母为之「焚香拜佛,额几肿」的结果。此类祷天拜佛的活动,尤以家中孩童罹重病险疾时为最。李根源一岁时,「十二月,中惊风,舌捲牙闭,不乳,四日无啼声,仅一息存,戚里咸谓无生理」,其祖母乃「日夜虔诵观世音经」,据谓「第五日忽两目转动,微汗,啼声大作,未服药愈」。十一岁时,继诸妹之后出痘,「上浆时忽浆收色黑,昏沈不醒,状至险恶,群医束手」,其祖母亦「虔诵观世音经。愈三日浆忽突起,色转红得以治愈」。这种「死生在天」的观念,显然深植民间,连青少年亦以之为念。金忠洁(1610-1644)十九岁那年冬天十二月,四弟鋐有遽疾,忠洁甚为之忧,一夕乃谓其弟鑨曰:「四弟危矣,为我裁黄笺来,吾为请命于天。」遂挑灯草表,再拜焚之。据言「翼日弟鋐渐有起色,不数日愈焉」。

民众祝祷求助的对象範围很广,从祷天拜佛,诵观音,到祭拜各种地方神祗,乃至神仙道士,先世列祖,都在求援之列。这是因为他们相信许多超自然的力量都可涉手人间祸福,导致儿童的疾苦与痊癒。李根源十九岁时,偕堂弟祭祖母墓,途中为豹所袭,返家后因受惊过度,而大病,一度昏死过去。据谓昏死后见其高祖对他说:「余为汝高祖,汝不应死。」并「导之复甦」。因视此死后复甦的经验为「祖宗德荫」所致。

一般民众不但相信上天神祗与疾病健康有关,而且在疾苦遇难时,常援引梦徵为据,以梦中所见之事为疾苦得治的缘由或指引。完颜崇实三岁出痘,据言事后「余毒发于喉间,左右各一,急甚」。其乳母照顾,昼夜怀抱,至废眠食,迷惘间,见一老人抚视所患,因求救治。老人曰:「此非我不能,然汝毋恐。随于鹤氅中掣宝剑出,左右割之。」其时父母惊觉,而见崇实之两颐同时脓溃,哭始有声。援梦治病,主要在民众心中之信仰。

李殿图三岁时「得热疾,几殆」。其母抱持兼旬,「夜梦老人,衣冠古朴,携白物,置几上,似粳米糕」,对母揖曰:「儿服此则瘳矣。」遂去。次日清晨,家中老奴李陞捧刀圭入,传医者言曰:「大相公服此则瘥。且时以西瓜汤饮之可也。」其母因刀圭与她所梦颜色分寸相符,乃述老人状,询其奴僕,老奴告以所梦正是过去名医刘河间祠中之塑像也,并谓其每昭灵感云。陈澧(1810-1883)十岁那年五月,患「暑病,几死」。一方面服医师所予大承补气汤而愈,一方面又云「病时梦大火,中有五色轮搜身其中。」以为代表阳气太盛,方为真正病因。

因为一般民众常以疾病与超自然的力量有关,故家人延治时所请教的人士,常兼有医卜双方的色彩。陆宝忠六岁时「遘疟疾甚剧」,夏日八月稍愈,乃随母返乡。其时外祖母正拟赴外祖父任所,乃将远行及外孙健康等事,一併叩问宿楞伽山岩下之一异僧,此僧据言「能知未来事」。叩之时对远出安否之事默然不答,唯对外孙「体弱多病,能长成否」,答曰:「伊自有福」,并出一膏药,谓贴之可愈。二十日后,外祖母果因小病离世,而宝忠之疟疾,虽拖为久疟(称为「病痁」),却「以僧所畀药贴之,渐瘳,腹中结痞亦消」。

因为有这种种与疾病健康相关的民间信仰,所以在家中儿童遭遇疾病或健康攸关的时节,连家中也随之立下一些禁忌,家人并从事各种具特殊意义的活动,均以意在避疾祈福。连19世纪末杨步伟种人痘后,因併发严重后果,「发热非常利害,天花又非常重」。所以除了一边派八个人日夜看守外,「全家断荤十四天」,为之祈福。

在多半家庭的观念中,这种种祝祷求神的活动,与求医服药丝毫不相违悖。所以遇儿童得病,药祷并行的例子经常可见。吴荣光六岁出痘后,遗毒聚腿腐骨,一方面用针灸法治之,一方面,其母梁太夫人「多方吁祷」达半年之久。病儿得愈,家人均归功于药祷共同的效力。齐璜三、四岁时多病,祖母和母亲一方面「满处去请大夫」,到药舖子里抓药来吃,一方面两人三天两朝到附近各处神庙烧香磕头,「常把头磕得鼕鼕地响,额角红肿突起,像个大柿子似的,回到家来。」有时还请乡中巫师到家里来,胡言乱语,或变把戏治病。后来齐璜病渐渐好了,母亲还为之忌食荤腥油腻。黄季陆(1899-1985)也说自己小时身体不好,幼年曾患便血症,家人求助医药之外,生命危在旦夕时,平时虔奉观世音菩萨的祖母,更勤于早晚烧香顶礼和默祝,成为日课。这些例子,说明了类似祝祷的活动,常伴随出现在近世中国家庭为孩童治病的过程之中。

相关书摘 ▶《幼医与幼蒙》:中国清代的蒙养文化与幼教论述——以父师善诱为例

书籍介绍

本文摘录自《幼医与幼蒙:近世中国社会的緜延之道》,联经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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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熊秉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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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幼医与幼蒙》:传统中国家庭如何处理儿童健康问题? Photo Credit: 联经出版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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